从“周立太现象”看残疾人合法权益的保障
发布时间:2004-11-22        来源:区残联

  提起周立太估计没有多少人知道,但在深圳打工族中,周立太可谓大名鼎鼎,《南方工报》、《南方周末》等报刊曾大量报道过周立太“代民工泣血上诉,怒打百起工伤官司”的新闻。1999年11月19日,深圳市龙岗区人民法院内气氛凝重,在一间审判庭里30起相似的案件一齐开庭,这在深圳法院系统是前所未有的,而且与此案相类似的案件有过百多起。100多起案子的原告都是残肢断脚的打工者,基本上都来自外地,在深圳某些工厂工作时失去了手和脚,他们的要求也相当一致,希望得到合理合法的赔偿。他们的代理律师都是周立太。
  周立太不仅替伤残者打官司,而且还收留了70多位伤残者。因为在周立太代理的案件中,有96%的受害者被企业老板以各种方式赶出了厂门,他们残肢断臂,觅食都难,又何以诉讼呢?于是就有了周立太的特殊家庭,家庭成员都是衣食无着的残伤者,周立太要管他们吃住,而且要为他们的官司奔波。周立太从1996年5月至今已代理外来工断手断臂索赔案200多起,其中女性40多起,年龄最小的15岁,最大的30岁,尤以15岁至20岁者居多。索赔成功的30多起,其余的在上诉中。
  依照现行的法律规定,伤残打工者要打胜官司首先要得到工伤鉴定,然后才能申请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仲裁,仲裁不服然后才可以向法院起诉。一般来说,手都断在机器上了,劳动局很容易就能确定是工伤。可是这一目了然的事情,工厂老板的态度却往往先表现出不服,然后进行行政诉讼,输了又上诉,诉了又输,输了又诉。他们心里清楚,到了最终他们肯定是输的,但是他们更知道打工者是赔不起时间的,与老板翻脸,一没有住处,二没有饭吃,所以挺不了多长时间,于是有的伤残打工者便认命不再告了。在宝安区法院执行庭门外,一个衣衫褴褛、头发凌乱、看上去50多岁的人向周立太反映,他的儿子庞俊奎于1998年在打工中触电死亡,为讨公道,他和老伴在深圳乞讨一年有余,经过劳动仲裁,一审、二审,深圳中级人民法院判令责任方赔偿抚恤金和丧葬费共计4.8万多元,对方不给,后来申请法院强制执行,受害者仍得不到全部赔偿,原因是对方没有将这笔钱一次性到位。
  据查,1998年,深圳市工伤鉴定人数为12189人,其中90%以上为断指、断掌或断臂,工伤死亡人数80多人、即平均每天有30多人因工伤残,每4天半有1人因工伤死亡。周立太所代理的案件中,打工者伤残后,96%的人被以各种方式赶出厂门,许多人衣食无着,就找到周立太,与周立太组成了一个奇特的家庭。另外,周立太率先状告社保局,至今已达300余次,率先提起假肢更换费索赔案,同时他还发现《深圳特区工伤条例》中的一些遗漏及它和《广东省工伤条例》的冲突之处,并已反映到有关部门。目前深圳市人大已着手修改此条例,而且周立太已向全国人大常委会及最高人民法院提出了尽快设立劳动争议法庭的建议。
  通过以上周立太律师为打工者代理伤残索赔,并收养残肢断臂者的事例,我们可以将周立太律师的行为称为“周立太现象”。这种现象的出现说明我国的劳动者保障方面的法律还十分欠缺,因工致伤致残的打工者还处在投诉艰难的困境中,政府执法部门和管理部门的工作依然显得冷漠,劳动者的人身权利还得不到应有的保障,各种危险的工伤事故还在不断地侵害着打工者的手脚。
  自改革开放以来,成千上万的打工族,为了圆淘金梦,背井离乡南下打工,形成了一股独具特色的一浪高过一浪的“打工潮”。然而,在这股打工潮的后面蕴藏着另一股因打工致伤、致残和命断打工路的辛酸暗流却鲜为人知,这是一群为城市的繁荣和社会的经济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的人,但他们又是弱势人群,他们多少人不仅流汗而且在流血。我们可以看一下广州市职工伤亡事故情况一览表:
    年份    事故宗数     死亡人数       重伤人数
    1994      389          269            189
    1995      401          249            220
    1996      327          186            173
    1997      350          195            188
    1998      280          165            146
    1999      286          164            145
  2000年3月9日,一位53岁的老汉向报社记者投诉:
  我叫王启全,老家在河南当山县,1996年6月因我工作的机械厂经济效益不好,在厂里干了几十年电焊工、钳工的我下岗了,后来到广东省佛山市一家小有名气的电子厂当维修工。这个厂是当地人开的,厂子很大,在当地也很有名气。由于我是技术工,工资也很高,每月1500元,包吃包住。2000年1月26日,厂里一台冲床坏了,一位四川来的师傅修不好,叫我去修,到那儿不到5分钟我就调整好了螺丝,突然从机上掉下了一样东西(事后据调查是一把铁锤没放牢)刚好打中机床上的电源开关把机器开了起来。这时我正在紧螺丝,机器把我的衣服袖卷了进去,我的左手随之也被卷了进去,当我自己把电源关了以后,右手也粉碎性骨折,送到医院后,老板总共直接给医院1.1万元。我老伴从河南赶到佛山医院护理,因厂方没有给护理费,医院住不下,我老伴去医院附近花了100元租住民房,现在老板不给伙食费,也不给医药费了,现在我连吃饭都没有钱了。老板几次催我出院,医生不同意;假肢厂来人联系给我安假肢,厂里也不同意。前几天我向劳动部门写了申诉信,然而,老板不但不按规定给钱给我治病,反而从我投诉后就断了我的医药费、伙食费。我也考虑过请律师,但不能请本地的,我又没钱,正处在进退两难的境况……
  平心而论像王老汉一样,打工者与厂方老板相比,总是处在弱者的地位,他们的合法权益也往往受到侵害,以至于打工者在忘我劳动、挥汗如雨之外,有时还要付出热血甚至生命的代价,境况凄惨,求救无门,真是:“流汗流血又流泪,满腹冤情向谁诉?”许多打工者来自农村,由于文化程度不高,流动性大,很少系统地接受过劳动技术培训,也很少学过法律知识,不知道如何用法律手段来保护自己,也不知道有关的劳动保护规定。
  如此看来,贫穷一直是一个问题,当然这种贫穷不仅仅是指货币及物质上的多与少,还反映在打工者的一种生活态度和思想方式上。深圳的周立太从1996年至今,代理外来打工者伤残索赔案200多起,但并非都得到令其满意的回报。2000年春节前,一个获赔十几万元的伤残外来工却拒付律师代理费。自1997年以来已经有9个类似这样的人逃之夭夭,其中的5个人还是由他收留,一起吃住一年多的,结果还是拿着钱跑了。在周立太这件个案中,最后的损害又转嫁给了周立太。其实,一些类似周立太这样的关怀贫困人群的人常常也是要承受同样的损害的。那么,周立太不这样做社会能承担救助的义务吗?谁来救助这些贫困而身有残疾的打工者呢?
  1996年8月12日,劳动部颁布了《企业职工工伤保险试行办法》,规定:职工由于下列情形之一负伤、致残、死亡的应当认定为工伤:(1)从事本单位日常生产、工作或者本单位负责人临时指定的工作的,在紧急情况下,虽未经本单位负责人指定但从事直接关系本单位重大利益的工作的;(2)经本单位负责人安排或同意,从事与本单位有关的科学试验、发明创造和技术改进工作的;(3)在生产工作环境中接触职业性有害因素造成职业病的;(4)在生产工作的时间或区域内,由于不安全因素造成意外伤害的,或者由于工作紧张突发疾病造成死亡或经第一次抢救治疗后全部丧失劳动能力的;(5)因履行职责遭致人身伤害的;(6)从事抢险、救灾、救人等维护国家、社会和公众利益的活动的;(7)因公、因战致残的军人复员转业到企业后旧伤复发的;(8)因公外出期间,由于工作原因,遭受交通事故或其他意外事故造成伤害或者失踪的,或因突发性疾病造成死亡或经第一次抢救治疗后丧失劳动能力的;(9)在上下班规定时间和必经路上,发生无本人责任或非本人主要责任的道路交通机动车事故的;(10)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同时该《办法》又规定:职工有下列情形之一造成负伤、致残、死亡的,不应认定为工伤:(1)犯罪或违法;(2)自杀或自残;(3)斗殴;(4)酗酒;(5)蓄意违章;(6)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
  对工伤的处理办法和程序,根据1994年7月5日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及1996年8月12日颁布的《企业职工工伤保险试行办法》等有关规定,工伤事故发生后,企业应自工伤事故发生之日起,15日之内向当地劳动行政部门提出工伤报告,如果企业不按规定提出工伤报告,受害人可以直接向劳动行政部门反映情况,由劳动行政部门调查核实后,责令企业提出工伤保险待遇申请,遇有特殊情况,申请期限可以延长至30日。劳动行政部门在接到企业的工伤报告或职工的工伤保险待遇申请后,进行调查取证,作出是否认定为工伤的决定。劳动行政部门作出认定工伤的认定后,受害人可在工伤医疗期间治愈或伤情处于相对稳定状态时,向劳动鉴定委员会申请对丧失劳动的程度和护理依赖程度进行等级鉴定。工伤致残标准共分为一级至十级,受害人及其亲属可以凭据劳动行政部门认定工伤和劳动鉴定委员会作出的致残等级鉴定,要求用人单位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给予赔偿,用人单位和受害人可以协商解决,但必须公平、合理、合法。如协商不成,劳动者应当自劳动争议发生之日起60日内向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由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主持调解或裁决,劳动争议当事人对仲裁决定不服的,可以自收到仲裁决定书之日起15日内向人民法院起诉。如果对法院一审判决不服,还可以上诉。劳动争议未经仲裁程序的,当事人不得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受害人及其家属对劳动行政部门作出的工伤认定和工伤保险待遇处理决定不服的,应当在知道作出行政决定之日起60天内,向上一级主管部门申请复议。复议机关应当在收到申请之日起60天内作出复议决定。申请人对复议决定不服的,可以在收到复议决定书之日起15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职工因工伤或职业病所需住院费、医疗费、药费、就医路费全额报销,需住院治疗的,按当地因公出差伙食补助标准的三分之二发给住院伙食补助费;经批准转外地治疗的,所需交通、住宿费用按照本企业职工因公出差标准报销。被鉴定为一级至十级伤残的,在工资、工伤津贴、伤残抚恤金、补助金等方面分别享受法律规定的不同待遇。
  在日趋严重的打工者伤亡的纠纷中,打工者始终是被欺凌的弱者。因此被欺凌的打工者往往把被新闻媒体报道过,在为打工者讨公道中颇有影响的杨密云、廖晓峰、周立太奉为保护神。然而从根本上说他们只能是法律与社会救助盲点中的一些小人物,根本无法成为打工者的代言人。真正能够成为打工者的保护神的应该是国家。国家应尽快制定出一部劳动者保障法,在全国国有、集体、“三资”、私营企业中强制推行《企业职工工伤试行管理办法》,凡企业职工工伤致残一律由社会保险局先行代赔,如发现企业未参加企业工伤保险而发生工伤事故的,由社会保险局先行理赔,然后向企业进行追偿。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劳动法》、《企业职工工伤试行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虽已出台,但伤残打工者依然得不到及时救助,合法权益仍然得不到应有的保护,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
  1.现行的法律法规对工伤索赔的金额标准规定得过于原则化,因而使得工伤索赔的标准很难确定。《广州日报》曾刊登一则新闻:打工者一只手掌值多少钱?吴玉玲是贵州人,1972年出生。据吴本人讲,她是1999年7月下旬进了佛山市某玩具有限公司打工的。厂里劳动强度很大,每天要工作12小时,一周工作七天,根本没有休息日。刚进厂时,她是装配工。不久,她被调到注塑车间当“啤工”。1999年9月22日晚上9时左右,在上夜班时,注塑机突然失控,吴左手被机器压得粉碎。送医院后经诊断,吴的左手掌已无法恢复,只能切除。经有关法医鉴定,属于五级工伤。出事后,厂方许诺按有关规定赔偿她人民币3.5万元,鉴于她左手伤残已不能再干“啤工”的工作,遂安排她当清洁工。吴认为自己不宜从事也无法从事清洁工作,且认为赔偿金额不合理,因而没有同意厂方提出的条件。厂方于是将伤残补助金增加到5.3万元,吴仍认为不合理,而厂方也不愿意进一步退让。因此,吴玉玲只得于1999年12月14日向佛山城区劳动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吴说,从她进厂到出事期间,厂里从来没有对她进行过上岗培训,对存在问题的机器也不及时修理。她事后才知道自己一直操纵的机器是有故障的。因此,她认为厂方应负绝大部分责任。吴玉玲根据《广东省工伤保险条例》的规定,参考《道路交通事故的处理办法》的有关规定计算,要求厂方和保险部门承担假肢费(按每4年换一次假肢直至70岁)共201600元。此外,她还要求厂方按照《广东省工伤事故保险条例》和《全民所有制企业招用农民合同制工人的规定》赔偿247696元。而厂方认为根据《广东省工伤事故保险条例》有关规定,厂方只需支付伤残补助金15856元,然而,厂方仍额外补助2.1万元,香港老板也私人捐了1.5万元,共5万多元。如此可见两者差距之大。
  另据报载,深圳一打工妹因痛失双臂,索赔340万元,创下全国工伤索赔之最。打工妹刘涛于1994年8月被深圳金龙公司聘为职员。双方于1998年8月补签了书面劳动合同,但公司未按规定依法为刘涛办理工伤保险。1998年11月20日,刘涛由于身体劳累和不适昏倒在她所操作的梳毛机工作台上,从而发生了双臂被机器轧断的惨剧。1999年3月25日,经深圳市医务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鉴定,刘涛为二级伤残,丧失劳动能力100%,并建议安装假肢,经金龙公司同意,刘涛于1999年4月前往某康复器材公司准备安假肢,但双臂假肢的价格需要7.3万元。正是围绕这个问题,刘涛与金龙公司发生了分歧,金龙公司只同意安装2万元的假肢,而刘涛认为2万元的假肢没有什么用。双方争持不下。于是刘涛准备告金龙公司,全权委托周立太律师代理,包括索赔金额多少。于是周立太开出了一个342万元的索赔条目:
  (1)一次性伤残补偿金:1532元(深圳市1998年职工月平均工资)×14(个月)=21448元
  (2)残疾补助费:1532元×12(个月)×(70-27)(平均寿命减去发生工伤时年龄)=790512元
  (3)护理补助费:1532元×50%×12×(70-27)=395256元
  (4)假肢安装及更换费:73480元/次×11次(每4年更换1次)=808280元
  (5)易地安家费:1532×6(个月)=9192元
  (6)被抚养人生活费(父母孩子):300000元
  (7)事故处理前生活补助费:50元/天×3人×270天=40500元
  (8)事故处理前护理费:1532元×2人×9(个月)=27576元
  (9)本人误工工资:1500元/月×9=13500元
  (10)返家路费:5000元(4人)
  (11)精神损失费:1000000元
  (12)安装假肢住院费:2100元
  (13)受伤后的住房租金:7200元
  以上款项总计人民币:342.0560万元
  经深圳市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裁决,刘涛可以得到一次性补偿共115290元,另外可以按月领取残疾补助费、护理补助费。这个裁决结果,刘涛不服,于是走上法庭。2000年3月30日,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公开审理了此案。法院判决认为:原告在完成被告安排的工作任务过程中受伤,应属工伤事故。被告不能提供足够的证据证实事故的发生是原告主观过错造成的,且被告没有给原告办理工伤事故保险,因此对原告因工伤事故造成的损失应承担责任。原告请求被告支付一次性伤残补偿金等费用,符合法律规定,法院予以支持,但原告主张的计算标准与有关标准不符,应以有关法律法规规定的标准计算。故此法院判决被告支付原告各种费用共计人民币1338801元。原告刘涛与其代理律师周立太对此不服,表示将向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自从以上两个案件可以看出,工伤索赔的标准实在是差距太大。一只手索赔5万元,当事人不服;两只手索赔342万元,一审法院判赔133万元,当事人仍然不服上诉。这里面的关键问题就是国家对伤残索赔的标准规定得过于笼统,没有比较好的操作标准,原告、被告、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一审法院、二审法院都各有各的说法,很不利于当事人权利的维护和法律判决的执行。
  2.工伤事故的索赔时间长、程序复杂,伤残者苦不堪言。工伤事故发生后,受害人要获得赔偿需经过劳动行政部门调查核实、劳动鉴定委员会进行等级鉴定,再索赔、协商,协商不解决再申请仲裁,仲裁不解决再起诉,起诉后一审不行还得进行二审及强制执行。如此一来,一个打工者如能获得合理的赔偿需花时少则几个月,多则一年有余。那么谁来负担这段时间伤残者的生活费?很多打工者由于耗不起时间只好屈从企业的不合理赔偿。
  周立太律师就这些情况有自己的一番见解。他说:深圳是我国第一个经济特区,自被全国人大授予部分立法权以后,确实为维护外来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做了大量努力,先后出台了《深圳经济特区劳务工条例》、《深圳经济特区劳务工合同条例》、《工伤条例》。但是由于立法时间较早,对很多后来发生的新情况,这些法规逐渐呈现出其缺陷和不完整性。《劳动法》和《企业劳动争议处理条例》均对劳动争议程序作了规定:劳动争议发生后,当事人一方首先应向劳动部门申诉仲裁,一方对仲裁结果不服才能向人民法院起诉。由于有些地方单纯强调引进外资,改善投资环境,一些劳动行政部门的个别人员对这类案件明显地偏向用人单位,忽视了劳务工的合法权益;对应当受理的劳动争议案件故意不予受理,致使打工者告状无门。为此,本人曾多次上书全国人大,从劳动争议案件诉讼程序上维护劳资双方的合法权益,特别是在劳动者合法权益这一方面应从立法上予以改进,并设立相应的司法救济制度;鉴于广东珠江三角洲劳动争议案件数量较大,不服劳动仲裁向法院起诉的案件越来越多,使人民法院民庭的工作量加大,很多案件不能及时审结,不能充分保护劳动者的权益,因此有必要在广东各级人民法院尽快设立专门处理劳动争议案件的劳动法庭,以便合法、公正、及时处理劳动争议案件,维护劳动者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打工伤残群体处于社会的弱势地位,企业老板、劳动行政部门和当地政府又有着某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利益关系,伤残者打起官司可以说是困难重重,费时费力又达不到满意的效果,所以很多律师也不愿打这类官司,这就导致打工者劳动纠纷案成了法律的盲点。为此出现了一些一直在这个法律盲点为打工者奔走的代理人物,如曾在《外来工》杂志开设“杨律师说法”的杨密云;在番禺市开设“打工文书处理服务部”代理打官司的廖晓峰;在深圳与身无分文又被赶出厂门的工伤致残者同吃同住,待获赔后再算律师费的周立太律师。
  大多数外来伤残人员都是在无钱吃饭、无钱医伤、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才想请律师打官司的,但他们许多人连吃饭、治病的钱都没有,哪能交得起律师费?许多人无奈之下,只得放弃自己的权利。也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出现了周立太式的律师,既要管伤残者吃住,又要帮他们打官司。长期的申诉、起诉使得劳动伤残索赔变得十分困难。又由于劳动伤残纠纷案件比民事、刑事案件又多了一个程序——劳动仲裁,往往使打工者将案件打到法院时已经精疲力竭,加之即使赢了官司,有些私营企业效益可能又不太好,老板无力承担责任,最后落得空欢喜一场,使打工者对法院也失去了信心。
  1999年春节期间,62名伤残者从深圳社保局工作人员手中领到了一笔不菲的春节慰问金,冉岚允的右手在1998年因工致残,在工伤赔偿问题上与深圳社保局发生纠纷并将社保局告上法庭,但一审、二审冉岚允都败诉了。深圳社保局考虑到伤残者春节期间的实际困难,组织了300多万元经费给予伤残者以示慰问,冉岚允得到27000元,其数额与其要求法院判给的伤残补助金相同。由此不得不使人产生一种疑问,既然金额相同为什么不能以补偿金的方式体现?如说慰问,那么慰问金有给2.7万元这么多之说吗?同样是一笔巨款,法院判社保局承担就是一件不光彩的事情,而社保局主动献出来就体现了政府的温暖,这使人百思不得其解。
  在目前这种情况下,要改变对工伤残疾者权利保障不力的局面,必须首先制定出有关的法律法规,做到有法可依。
  现在虽然说一些基本的劳动保障法律法规有了,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争议处理条例》、《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组织规则》、《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办案规则》以及《民法通则》、《民事诉讼法》及最高人民法院的有关司法解释,有些地方也出台了自己的规定,如1994年5月实施的《深圳经济特区工伤保障条例》现在又进行了重大修改。据悉国家劳动和社会保障部正在着手起草《工伤保险条例(草案)》。但要改变目前这种局面还需进一步制定完善的法律。其次必须成立劳动争议法庭,以便迅速解决伤残索赔争议案件,同时要简化办案程序,为伤残者着想,保证能够及时结案并有效执行。再次,建立对伤残者的紧急救助保障体系,改变目前的伤残者赔不起时间、企业主又故意拖延时间,造成打工者投诉及生活困难、合法权益不能保障的局面。
  总而言之,周立太为伤残者打官司是一种正常的社会现象,但从周立太代理索赔案件的过程来说,可以看出社会及政府在劳动者权益保障方面还存在管理不到位、盲点过多、社会矛盾突出的问题,需要引起全社会的关注,特别是立法者的重视、执法者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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